刘元春：基于中美财政债务对比的中国隐性债务改革分析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3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261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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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中美博弈的核心在于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美国所掀起的“特朗普冲击”，本质上是美国精英阶层在面对自身发展模式受到中国压力时所作出的一种战略调整。这一调整在理论与实践中面临诸多矛盾，反映出美国精英阶层对其霸权体系不可持续性的深刻担忧。在这种“不可持续性”中，关键在于美国霸权与美元体系已无法获得相应产业竞争力和债务融资能力的支撑，因此试图通过汇率调整、关税壁垒、公共品再定价等手段，对美国债务模式进行全面重构，并借此重塑全球竞争格局。这种战略调整也促使我们反思：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发展模式竞争中拔得先机，成功探索出一条新路径，然而，目前主要竞争对手开始做出模式战略调整，我们是否也应当加速自身改革，或者在若干关键领域加快改革步伐？这是我们亟需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中美的财政可持续性对比

从中美财政与债务的对比来看，通过八项核心指标可以发现，中国在财政可持续性方面已取得显著优势。一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23年中国为23.34%，2024财年美国为32.6%。二是财政支出占GDP比重，2023年中国为30%，2024财年美国为40.5%，高出中国10.5个百分点。三是广义财政赤字率，2024年中国为6.7%，美国为7.9%，即其联邦、州及其他政府层级的赤字总和高出中国1.2个百分点。四是债务余额占GDP比重，2024年中国为73.3%，而美国已达125%，反映其债务负担更为沉重。五是狭义财政赤字率，中国2025年设定为4%，美国为6.2%。六是债务利息支出占GDP比重，2024年中国为1.6%，美国为3.93%，高出2.63个百分点，显示美国的利息负担日益严峻。七是债务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2024年中国为8.2%，而美国为16.3%，高出8.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相较于美国，其财政体系更为健康、具有更强的可持续性，也为应对当前的中美博弈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另一个核心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是国债收益率与名义GDP增速之比的动态变化。美国2024年实际GDP增速为2.9%，名义增速为5.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4%。此时，美国财政仍处于可持续状态。然而，受“特朗普冲击”影响，高盛、瑞银、花旗等机构纷纷下调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上调美国经济衰退概率。高盛将美国2025年第四季度GDP增长预期从1%下调至0.5%，并将12个月经济衰退概率从35%上调至45%。瑞银集团认为关税政策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预计今年GDP增幅将低于1%，甚至可能在年内就出现衰退。基于此，美国2025年名义GDP增长速度很可能从去年的5.3%下降到今年的3.4%左右。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4.5%，意味着国债收益率已显著高于名义GDP增速，这一转变可能引发美国陷入债务恶性循环的风险。相比之下，中国2025年第一季度名义GDP增速为4.59%，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63%，即名义GDP增速高出收益率约3个百分点，反映出中国在财政稳健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具备明显优势。这一现实让美国意识到，中国已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下走出了一条新路径，不仅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成就，而且在政府与市场形成良性互动的同时，未出现政府债务的剧烈恶化，形成了一种在发展中不断解决问题的新模式。

二、加快改革节奏，将外部冲击转化为发展动力

美国已经认识到其现有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马斯克曾直言，美国在未来两年有可能面临全面崩溃，突破口则是美国国债市场崩溃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美国当前正在尝试从体系层面展开改革，一方面提高对外关税，另一方面则在国内推进减税，同时大幅削减机构数量，优化政府架构，提升政府运行效率。在对外政策上，美国要求其盟国支付额外费用以分担公共品成本，以此实现财政平衡，推动实现“3-3-3”方略，即到2028年，通过放松管制实现3%的GDP增长；将预算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每日增产300万桶石油或等量能源。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通过减税来增强其产业竞争力的做法，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我国在减税方面是否仍有政策空间。其次是政府机构改革和效率提升，尽管近期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可能逐步淡出，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就此终止。我国当前面临地方债务普遍上升、地方投融资平台改革效果未达预期等问题，某些地区还存在恶性竞争、非规范性执法、政府对企业存在拖欠行为等，进一步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暴露出我们的财政体制和政府效率亟待调整和提升，意味着我国政府治理结构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2014年第43号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中国财政体系特别是地方投融资平台改革的启动。但相关改革在基础性、系统性层面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大多仍停留在治标层面。因此，我们应以中美博弈这一重大事件为契机，加快推动实质性改革。从政府职能的再造出发，促进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政府职能从传统的投资型向民生型、服务型与消费型政府转变。这一转型进程还需与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事权的改革同步推进。

受“特朗普冲击”影响，美国国债市场正面临深刻变革，信用体系亦可能发生剧烈动荡。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加快国债市场建设，以此推进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和政府职能改革。展望未来，关税战将延伸至汇率战和金融战。这为我国推动国债市场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在出现“金融脱钩”的情况下，需构建符合国内实际的金融市场体系和基准定价机制。这一要求又促使我们必须在地方政府改革和隐性债务治理方面加快步伐。

因此，尽管当前中国在发展模式竞争中已取得阶段性优势，财政可持续性也为后续竞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面对美国正在进行的深层次调整与系统性改革，我国现有的改革节奏需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在若干关键领域，改革应具备更高的战略视野，充分利用当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压力，将其转化为推动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强大驱动力。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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